拙政园

旅游去，或者是跟着感觉走，喜欢什么，就停下来多看两眼，赏心悦目；或者是听导游讲解，看旅游指南之类的文字材料，在人家理性思维的指导之下去赏景，一下子就把握住景物的特点。应得上中国的一句老话：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。因为不满足于看热闹之流的浅薄，总是醉心于听导游讲解，或是去看旅游读物。但是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用自己的脑子去想。

就拿拙政园来说吧，它是我国“四大名园”之一。l961年3月4日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，属于园林方面的有四处：拙政园列于榜首，其他三处分别是颐和园、避暑山庄和留园。近年来，它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拙政园，几十年来，去逛了不下几十次，外地朋友来了，陪着玩的时候，还会去当个半吊子导游，贩卖一点耳食来的关于这座园林的知识。近年来，去得少了，想到的问题反倒多了起来。

老在想的问题，大概有两个：

第一个，是拙政园的命名问题。早期的园林对名字是不太在意的，常常是以主人的名字去称呼，如前面提到的辟疆园、任晦园。唐宋以还，对于园林的名字渐渐讲究起来，要有寓意，要高雅，要不落俗套，如苏舜钦的沧浪亭，尽管园林的主人变换了，园林的模样变了，名称变了，甚至一度化为衙门、会馆、寺庙、民宅，但是人们还是觉得老名称好，又重新复归到原来的名字上。在“文苑艺风”中说到的沧浪亭是如此，拙政园也是如此。

拙政园的建造年代，学界的意见还不一致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始于明武宗正德八年(1513)，完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二年(1533)，前后相差三十年。

园主人王献臣，字敬止，号槐雨，又号玉泉山人。出生在北京。《明史》本传云：“其先吴人，隶籍锦衣卫。弘治六年(1493)进士，授行人，擢御史。”曾出使朝鲜，赐鳞服，《明史》还说他“为朝廷耳目”。锦衣卫是明代带有特务性质的机构，此人很有些政治背景。但是官运不佳，曾连续两次被贬，先后担任过驿丞、知县之类的小官。正德三年(1508)，起复为高州府通判(州里长官的副手)，两年后，正德五年(1510)，他借口为父亲守丧，就此退出仕途，回到苏州定居，并着手于养老园林的经营。

对于王献臣的人品，评价不一，有人说他“不阿法，抗中贵(宦官)”(王宠：《雅宜山人集》)，“直声著朝野”(吴骞：《文徵明(拙政园图)》题签)，也有人认为他在扩大拙政园的规模时，霸占了邻近的大弘寺的土地。清初诗人吴梅村《咏拙政园山茶花并引》中说：“拙政园，故大弘寺基也，其地林木绝佳，有王御史侵之，以广其宫。”与吴大致相同时代的徐树丕的《识小录》，说得更为明白，“传御史移佛像时，皆剥取其金，故号“剥金御史”。

明代退职官员横行乡曲，是常见的事，何况王氏是有锦衣卫背景的大臣。不过总的说来，王献臣是科班出身，有一定的文化素养，又广交朋友，在建园过程中，得到著名画家、书法家文徵明的指点、襄助，园林不会建得俗气。

建园之初，为园林取名，让王献臣很费了些踌躇，曾向吴郡名士广泛征求意见。有一位颇有文名的都穆，在写给王献臣的信中说：“府学前有南园，乃五代钱氏故地。后为苏沧浪所居，名著吴中。执事之园，当名‘小沧浪’，以续沧浪故事，如何?”(《明清藏书家尺牍》)

建园初期，文人们的咏园诗，也只是以“王敬止园地”、“王侍御敬止园林”称之。到正德十二年(1517)，文徵明的《寄王敬止》诗中有句：“流尘六月正荒荒，拙政园中日月长。”道出园名，此时距建园之始，已有四年多了。

王献臣是“采古事即近事以为命名”，文徵明《王氏拙政园记》中引述了王氏自己的一段话：“昔潘岳氏仕宦不达，故筑室种树，灌园鬻蔬，日：‘此亦拙者之为政也。’余自筮仕抵今，逾四十年，同时之人，或起家至八坐，登三事，而吾仅以一郡伴老退林下，其为政殆有拙于岳者，园所以识也。”王献臣这番话，酸溜溜的，认为与自己同时做官的，有的已经做了尚书之类的高官(相当今天的部级)，而自己仅仅是个知府的副职(通判，相当于今天的副市级)。认为这些都是由于自己“拙”所引起的。“拙”在王献臣所引的潘岳《闲居赋》中，是与“巧”对举的，意思是“资忠履信以进德，修辞立诚以居业”，也就是忠厚诚信，安于本分；所谓“巧”，则是钻营取巧，争宠夺荣。潘岳以拙者自许，说自己是“巧智之不足，拙艰之有余”。退隐以后，“庶浮云之志，筑室种树，逍遥自得”，“身齐逸民，名缀下士”，“仰众妙而绝思，终优游以养拙”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与世无争，志行高洁的隐士。其实他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。金代诗人元好问对潘岳和《闲居赋》有个很好的评价：“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。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，争信安仁(潘岳字)拜路尘。”末句“争信安仁”，“争信”即怎信。潘岳是西晋文人，与陆机齐名，并称“潘陆”，文辞华丽，人品低下，《晋书·潘岳传》云：“岳性轻躁趋势利，与石崇等谄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辄望尘而拜。”王献臣未尝不知道潘岳的为人，与他商量过园名的都穆在《南濠诗话》中说：“杨子云日：‘言，心声也；字，心画也。’盖谓观言与熟，可以知人之邪正也。然世之偏人曲士，其言其字，未必皆骗曲，则言与书又似不足以观人者。元遗山诗云：……有识者之论固如此。”王献臣拈出潘岳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篇文章。突出“拙”字这个文眼，甚至认为自己之与潘岳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建园，优游以养老，不过是炒作而已。身居江湖之上，心存魏阙之中，是逐臣们的共同心态，王献臣何能免于此。

为了体现“筑室种树，灌园鬻蔬”这个主题，王献臣是竭力将园林往大处去打造：拙政园那时的面积“广袤二百余亩”(《长洲县志》)。据文徵明《王氏拙政囝记》和他的拙政园二十一景图来看，其时的园景轮廓，大致是这样的：

这是一处以水景为主，园内建筑物稀疏，而茂树曲池，近乎天然风光的园林。全园仅一楼、一轩、六亭，而花坞、钓磐、曲池、果圃却参差于花聿轲。花木众多，四时有景。康熙县志谓“茂树曲池，胜甲天下”，这是对明朝时期“拙政园”艺术审美的高度评价。——魏嘉瓒《苏州古典园林史》

放开胆子想一下，那时王献臣先生的拙政园是一个充满野趣的地方，水广树密、花木扶疏，并没有今天拙政园里如此之多的亭台楼阁，也没有如此之多的曲廊假山：明代的艺术风格是疏朗雅淡，它是与繁缛绝缘的。如果你不明白，看看明代的红木家具和宣德炉就得了，他们是如此的疏略简约。如今的拙政园，仅是沿袭了王献臣定下的那个未必高明的名字而已。

第二个．是拙政园的结构布局的问题。如今的拙政园是由东园、中园、西园三部分构成。自从王献臣死后，他的儿子一夜豪赌，就把园子输给人家，其后四百多年，整个园林或分，或合，得到园林某一部分的，就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造。有的是有点艺术素养的，也听得进造园师一一如《红楼梦》中的山子野的意见，就会好一点。有的是破落户骤得大园，不知如何处置。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，已经穷得没有饭吃，靠了从箱底找出的一纸婚书，到云南找到了平西王吴三桂，完姻后，返苏，得到良田三千亩和一座拙政园。于是就大兴土木，“凡长林修竹，陂塘陇坡，层楼复阁，雕坪曲圯，极崇闳糜曼之胜”。(毛其龄：《西河合集·杂笺》)王永宁还建造“斑竹厅”、“娘娘厅”为吴女起居处，又建楠木厅(今远香堂处)，为游宴之所。拙政园不再有昔日的园林雅致，正如清代诗人许旭《过拙政园》一诗所写的：“豪家新第像蓬莱，叠石穿池势壮哉。复道恍疑通万户，中天直似起三台。”简直把拙政园当作阿房宫来打造了。后来吴三桂谋反，拙政园籍没，楠木厅柱础等物皆撤运往北京，但基础还在，后来就在这基础上建成了远香堂。虽然一些园林介绍上说，“以荷香喻人品的‘远香堂’为中部拙政园主景区的主体建筑，位于水池南岸，隔池与东西两山岛相望，池水清澈广阔，遍植荷花”，称誉这座建筑物设置的匠心独具，但是我总觉得很别扭，从中部原来的门进来，扑面就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厅堂，过了厅堂，才看到园景，真有些怪怪的。再如西部，经富商张履谦购得后改名“补园”，“经营多年，追求奢丽，失去了明代‘拙政园’疏朗闲散的风貌。如‘浮翠阁’力求奇拔，‘鸳鸯厅’力求壮美，与周围环境很不相称。浮翠阁山石太小，建筑太大，殊又不安全之感。”(魏嘉瓒：《苏州古典园林史》)

作为一座古典园林，拙政园自建园之始的正德八年(1513)到1960年最终形成今天的风貌，其间447年。园主前后换了三十多姓，又是一园多家，分割居住，用途也屡经变化，衙门、会馆、医院、学校。园主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，对这座园林进行修葺和改造。

欧洲的教堂修建常常拖上一百多年，甚至几百年，总觉得整体风格不一致，是罗马式的、文艺复兴式的、洛可可式的杂凑，尽管有盛名，但是看起来总觉得不那么调和，但是教堂的主人没有变，功能没有变，支撑的信仰没有变，这些教堂总体上看起来还是和谐的。今天“拙政园”中部和西部是王献臣“拙政园”原址的一部分，其格局是晚清时奠定的。光绪二十年(1894)张履谦写《补园记》时，对照文徵明画的三十一图，慨叹“及其标举诸胜，亦旧观尽改，无复可征”。现今题名的景点二十九处中，只有“倚玉轩”、“小飞虹”、“小沧浪”、“待霜亭”、“得真亭”、“嘉实亭”、“听宋凤雏”、“志清处”等八处，是沿袭的王氏“拙政园”的旧名，但其位置与情貌和昔日的已大不相同。前面说过王献臣的“拙政园”面积有二百余亩，而今的拙政园只有六十二亩，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，怎能体现原来疏朗简约的特点呢?

只能说今天的拙政园的中部，在整体构思上还能体现王氏“拙政园”“以水为主，疏朗淡雅，林木绝胜”的特点，显现出明代的艺术风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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